中国人的近代史,竟被一个老外研究得这么透

看到史景迁先生去世的消息,简直不敢相信。

理想国联系与史景迁先生交往密切的郑培凯、鄢秀夫妇,确认这是真的。

史景迁,2014年。摄影 Muto

距离理想国首次出版史景迁《前朝梦忆》,竟然都过去11年了。2019年5月,《追寻现代中国》终于也出版问世。12本史景迁作品,前后持续十年

很多记忆涌上心头。比如2014年,史景迁、金安平夫妇来中国,在中央美院有一场令人难忘的沙龙;在理想国书房,史景迁、金安平夫妇向食堂师傅请教馅饼做法,等等。

郑培凯、鄢秀夫妇是简体中文版史景迁作品集的主编,我们刊发这篇“总序”,作为纪念。

妙笔生花史景迁

文/郑培凯 鄢秀 有删改

近半个世纪以来,西方列强对中国虽已停止了侵略殖民,但 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,仍然带有殖民心态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思 ,三分猎奇、三分轻蔑、三分怜悯,还有一分“非我族类”的敌意。

中国像万花筒,什么都有,什么花样组合都变得出来;中国历史像变魔术,可以把一切想象变成真实,又可以把一切真实变成幻象;中国文化传统玄之又玄,阴阳变化,万象归一,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,变是不变,不变是变。

不要说 听的人越听越糊涂,讲的人也是越讲越糊涂 ,于是,中国也就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,神龙见首不见尾了。

其实,在 欧美真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,也有不少西文学术书可供阅读 ,从孔子到毛主席,都有所论述,而且大体上都提供了史实正确的知识。

但是,对一般读者而言, 学术专著太深奥,教科书又太枯燥 ,陌生的人名、地名、事端、争论,令人越看越纷乱,满脑都是浆糊。 实在不懂为什么中华帝国会反对通商、反对自由贸易 、反对门户开放,不懂为什么一向讲究礼义和平的老百姓会突然变成革命群众,不懂中国人民到底在想什么。好像愈知道许多人物与事件,却愈加糊涂,有如雾里看花。

这几十年来欧美出了一位 研究中国史的奇才史景迁 (Jonathan Spence) ,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,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,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,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,以“说故事”的传统历史方法,娓娓道来, 让西方读者“拨开云雾见青天”,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“感觉”

“史景迁”这个华文名字,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,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,寓意明显,期望也高, 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 ,以司马迁为楷模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材料丰富,考辨严谨,叙事清楚,条理分明,文笔生动,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

史景迁是现代史家,不像司马迁出身“史卜巫祝”传统,有着“究天人之际”的使命,但是, 他研究晚明以迄当代的中国历史,叙事的方法与文体却循着《史记》的精神 ,的确当得起“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赞誉。

从他 第一部《曹寅与康熙》 (Ts’ao Yin and the K’ang-hsi Emperor: Bondservant and Master) 开始,他就结合档案史料与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类文史资料,写了康熙皇帝的治术,同时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内心世界。

△《曹寅与康熙》,[美]史景迁著,温洽溢译,理想国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年3月。

这种对原始资料的扎实研究基础,让他在第三部著作《康熙》 (Emperor of China: Self-Portrait of K’ang-hsi) 中,得以化身康熙,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,发挥历史想象,充分展现康熙大帝的喜怒哀乐,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皇帝。

书写康熙,把一切客观历史材料转为自传文体,必须从天子的角度看天下,涉及各种各样的天下大小事,以宏观的视野,高屋建瓴,为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。

如此,表面是书写假托的康熙自传,实际上却必须考虑中华帝国的方方面面,从统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现中华帝国的全貌。

史景迁第二部书《改变中国》 (To Change China: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,1620-1960) ,探讨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参与及推动中国的历史变化,从早期的传教士汤若望、南怀仁,清末的戈登、赫德、丁韪良、傅兰雅,一直写到民国时期的鲍罗廷、白求恩、陈纳德、史迪威,开启了他对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的研究兴趣,撰写了后来一系列相关著作。

他的兴趣,从西方人在华活动扩展到中西文化接触所引发的思维刺激与调适,探讨不同文化碰撞时相互理解与误解的困境。 具体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,都有独特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发生,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华帝国会有各种奇特遭遇,中国人在18世纪初欧洲的异国遭遇更令人难以想象。

史景迁就像福尔摩斯一样, 利用他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 ,进入中外历史材料的迷宫之中, 追索隐藏在历史帷幕后面的蛛丝马迹 ,想象中外历史文化接触的夹缝中,远赴异乡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,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历史的记忆。

他混合运用中外史料,披沙拣金 ,追索明末利玛窦远渡重洋,由西徂东,来华传教的经历,也写了广东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国的一桩公案,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后,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描绘。

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》 (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) ,上溯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,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,如何利用欧洲流行的记忆术作为敲门砖,打入热衷科举考试、重视背诵诗书的士大夫群体。

《胡若望的疑问》 (The Question of Hu) ,写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圣泽神甫 (Jean-François Foucquet) 的提携,远赴法国,却因举止乖张,流落异乡,甚至被关进疯人院里,三年后才得以返回广东家乡。史景迁利用了梵蒂冈的教廷档案、大英图书馆档案及巴黎的国家外事档案,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广东华人流落法兰西的故事。

《大汗之国》 (The Chan’s Great Continent: China in Western Minds) 则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,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、马可波罗,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、基辛格,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,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,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。

对于中国读者而言,这些仔细爬梳过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的历史资料,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,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,不但引人入胜,也 开拓了我们的眼界,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 、碰撞与互动,是多么的错综复杂,时常还惊心动魄, 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

史景迁,2014年。摄影 Muto

《康熙》 在1974年出版之后,引起出版界的轰动效应,深受读者欢迎,成为畅销书,甚至被白修德 (Theodore H.White) 誉为“经典之作: 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”

西方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史景迁书写历史的修辞策略,称赞他文体自成一格,剪裁史料别具慧心,从不大张旗鼓,宣扬新的理论架构,却在不经意处,以生动的故事叙述,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。

他继之在1978年,写了第四部著作 《王氏之死》 (The Death of Woman Wang) ,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、黄六鸿的《福惠全书》、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为史料基础,探讨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,从宏观的天下全相与中西文化观照,推移镜头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,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,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, 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。

△《王氏之死》,[美]史景迁著,李孝恺译,理想国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年9月。

书写历史,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 ,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,可不可以运用书写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?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蹊跷暧昧的领域,也是后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。

值得在此提出的是, 史景迁写每一本书,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 ,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,上穷碧落下黄泉,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, 几乎做到“无字无来历” 他在连接史料罅隙,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,也明白告诉读者,文献材料是什么,作者解读的历史“可能”是什么, 从不混淆视听

凰家尚品微信小程序二维码

史景迁的史学著作,经常是雅俗共赏,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 ,一方面让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意义与方向,另一方面又让一般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,特别是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。

他写的 《天安门:中国人及其革命,1895—1980》 (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: The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, 1895-1980) 与 《追寻现代中国》 (TheSearch for Modern China) ,最能显示他史识的通达与文笔之流畅,能够不偏不倚,就事论事,却又充满了历史的同情与了解,让西方读者理解,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,即使难以认同中国历史的发展,却也 看到生活与奋斗其中的历史人物,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,在特定的黯淡历史环境中,奋勇追寻茫茫前途的一丝光明

《天安门:中国人及其革命,1895—1980》着眼中国近百年文化人与文学家的处境,环绕着康有为、鲁迅、丁玲、他们的师生亲友,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空间,写他们的追求、挫折、困境与期盼;

《追寻现代中国》则以教科书撰述通史的形式,历述明末以迄当代的政治经济变化,从晚明的繁华到清兵入关,从康乾盛世到晚清颓败,从鸦片战争到康梁变法,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执政,从“大跃进”一直述说到改革开放,同时没忘了论及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、“五四”时期的蔡元培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等,指出文化变迁的长远影响。

这两本 历史著作的书写方式 ,都是传统史学呈现历史全相的主流写法,出版后,都在欧美图书市场成了历史畅销书,并且自1990年以来,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科书, 影响了好几代大学生与文化人

他接着出版的 《太平天国》 (God ’s Chinese Son: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) 、 《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》 (Treason by the Book) 等等,一直到近年的 《前朝梦忆》 (Returnto Dragon Mountain: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) , 每一本书问世,都能生动活泼地呈现中国的历史经验 ,掀起畅销热潮,使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入,加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情。

△史景迁部分作品书影

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如此畅销, 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,也就遭到一些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的讽刺 说他是“说故事的”史学家,不曾皓首穷经、在故纸堆中考据出前人未见的史实,而且视野过度宽广,未曾穷毕生之力,专注某一桩历史事件,成为特定历史题材的“权威专家”。

也有些以社会科学方法自诩的社会经济史学者,认为史景迁著述虽多,但 提不出一套理论架构,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毫无贡献, 又不以社会科学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普世性为依归,不曾努力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纳入普世性社会科学,充其量只是引起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。

这些批评其实都是皮相之论,以狭隘的学术观点、本位主义的专业立场,排斥历史学的基本人文精神与开发多元的普世关怀。

从政治大事的角度书写历史全相,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,《春秋》纪事罗列重要事迹,《史记》叙事以“本纪”为经,“列传”为纬,辅以表记志书,成为中国正史的写作通例。
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与后来的各种“纪事本末”,虽在传统史学体例之中另列一格,其实还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书写。不仅中国史学传统如此,西方史学从古希腊开始,也是以叙述“故事”为主。

虽说着史风格有所不同,更加强调资料源的可靠性,但其呈现战事发生的前因后果,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叙述。

不论是司马迁、希罗多德,还是修昔底德,叙述历史的修辞手法,都是去芜存菁,运用明畅的文字,讲一个动听的故事。 到了欧洲启蒙时代,吉本 (Edward Gibbon) 写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,还是遵守这个写历史“说故事”的基本原则。

总而言之,以新角度新观点来书写历史,拓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,或者指出传统历史书写的局限与歧视,固然有其价值,但全相叙述的历史书写传统,还是不该断绝的。

不仅如此, 历史研究虽然已经成为学术专业领域,却也不能放弃学术研究的基本人文关怀,不能排斥学术通俗化的努力, 不能把一般人有兴趣的历史题材当作没有价值的老生常谈,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艰涩鲁钝作为学殖深厚的借口。

由此看来, 史景迁既能著述宏观全相的中国历史,又能在历史叙述的实践上探索新的历史研究领域 ,以生动的笔触揭示新的观点与问题意识,难怪可以雅俗共赏,也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启示。

史景迁

中国史学传统要求史家具备“ 才、学、识 ” (刘知几) ,章学诚又加了“德”。在《文史通义》中,章学诚是这么解释的:“义理存乎识,辞章存乎才,征实存乎学”,强调的是, 要有文化传统的认识与关怀,要有书写叙述的文采,要有辨伪存真的学殖

我们若把章学诚对“史德”的要求与余英时的评论放在一起,借来观测史景迁的历史著作,就会发现,史景迁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,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国传统“史德”误区。

反倒是因为他身为西方学者,远离中国政治,与中国近代的政治伦理没有切身的关联,没有族群兴衰的认同,没有利益的瓜葛,不会以一己偏私之见损害历史之大公。从这一点来说, 史景迁书写中国历史的实践,配合了余英时的现代史学反思,为中国史学传统的“才、学、识、德”,提供了颇饶兴味的现代诠释。

这套丛书两位主编之一的郑培凯,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 ,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。自1972年开始,他就在史先生指导之下,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,并且从一个学生的角度,反复阅读老师的历史著作,以期学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诀窍。

从《康熙》的写作时期开始,郑培凯就不时与老师切磋问学,还会唐突地询问老师写作进度与历史书写的策略。

史先生写《王氏之死》、写《天安门:中国人及其革命,1895—1980》、写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》、写《追寻现代中国》,从开题到完书出版,郑培凯都有幸过从,亲聆教诲,还时而效法“有事弟子服其劳”的古训,提供一些不轻易经眼的文献资料。

老师对这个学生倒也施以青眼,采取自由放任态度,提供了最优渥的奖学金,有酒食则师生同馔,老师埋单付账。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, 郑培凯自己说,从老师习得的最大收获,就是如何平衡历史书写的客观材料与剪辑材料的主观想象,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 而那个“一心”,则类乎章学诚说的“著书者之心术”。

史景迁给读者签名,2014年。摄影 Muto

《天安门:中国人及其革命,1895—1980》一书在1981年出版之后,郑培凯立即以之作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辅助教材,并深深佩服史景迁驾驭纷繁史料的本领。

此书不但资料剪裁得当,文笔也在流畅之中流露深厚的历史同情,使得历史人物跃跃欲出。郑培凯曾自动请缨,向史景迁建议申请一笔译书经费,翻译成中文出版。他当时也大感兴趣,认为由这个亲自指导的学生译成中文,应当可以掌握他的文气与风格,忠实呈现他的史笔。

然而,后来因为经费没有着落,郑培凯又教研两忙,杂事纷沓,抽不出时间进行这项工作,只好放弃了一件学术功德,让它变成“姑妄言之,姑妄听之”的逸事,回想起来,不禁感到有愧师门。

这本书翻译未成,倒是触动了史景迁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,同时辅以一本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料选译集的想法,商之于郑培凯与李文玺(Michael Lestz)。

这两位学生遵从师教, 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 ,终于完成了这项史料翻译选辑工作,出版了 《寻找近代中国之史料选辑》 (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: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,New York,Norton,1999) 。

近年来,出现了不少史景迁著作的中文译本,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专书,质量则良莠不齐,有好有坏。有鉴于此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想出一个方案, 策划集中所有中文译本,邀请郑培凯做主编,选择优秀可靠的译本为底本,重新校订出版

理想国·史景迁作品集

郑培凯与史景迁商议此事,立即获得他的首肯 。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一番努力,终于取得史景迁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权,也让郑培凯感到可以借此得赎前愆,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,可以亲自监督校订工作,参与翻译大计。

然而兹事体大,怕自己精力有限,不能逐字逐句校读所有的篇章,无法照顾得面面俱到,便特别延请了研究翻译学的鄢秀,共同担任主编,同心协力,校阅选出的译本。

在校阅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,即使是优秀的译本,也难免鲁鱼亥豕之误。若是笔误或排印的问题,便直接在校阅之中一一更正。还有一些个别的小错,是译者误读了原文,我们便效法古人校雠之意,经过彼此核对原文之后,尽量保持译文语句,稍作改译,以符合原文之意。

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,发现最难处理的,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。

史景迁文笔流畅,如行云流水,优美秀丽,时有隽永笔触,如画龙点睛,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,使读者会心,印象深刻,感到有余不尽。 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,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,大体上都还能忠实原作,在“信”与“达”方面,差强人意。

但若说到文辞的“雅”,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,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,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,叠床架屋,是与原著风格有一定差距的。

△ 2014年,史景迁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为学生签名(图源:视觉中国)

由于译本出于众手,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,因此,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,只能改正一些排版的错误与翻译的误读,无法另起炉灶,进行全面的文体风格校订。

翻译实在是难事,连严复都说,“一名之立,旬月踯躅”,真要挑剔起来也是没有止境的。

我们作为史景迁系列作品的主编,当然要向原作者、译者及读者负责,尽心尽力,精益求精,作为学术功德,完成这项计划,为中国读者提供一套最为精审的译本。

我们也希望,读这套译本的中国读者,要体谅翻译的限制,能够从字里行间,感到原作的神韵,体会原作的惨淡经营,又能出以行云流水的笔调,向我们诉说中国近代历史与人物。

故事原来都是我们的,听史景迁说起来,却是如此动听,如此精彩,如此引人入胜。

凰家尚品微信小程序二维码


[责任编辑:陈鹏 PSY226]

(本文章版权归凤凰网所有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)

推荐0
扫码立享特惠好物
甄选全球好物
凤凰网旗下电商平台
秉承凤凰网“就做不同”的品牌精神,甄选全球优质好物,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购物体验和服务。
享内购特惠
先领券再购物,还有更多VIP服务